“移民城”的創新窘境

導語
一個城市戶籍放松後🪦,當地企業會放棄“升級技術”👩🦱,更多地選擇以低廉勞動力為驅動的低技術含量的生產方式,這在中外歷史上都有跡可尋🎙。

2015年的兩會上⛸,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打造成推動中國經濟繼續前行的“雙引擎”之一,有效釋放社會創造力,將創新定為我國的基本國策。
同時,我國另一項重要的基本國策是戶籍改革👨🏿🌾。戶籍製度是我國特有的一個政策製度,隨著我國經濟的日益發展,城市化進程日漸加速,戶籍改革打破城市和鄉村的戶籍界限是不可避免的歷史潮流。2019年4月8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下發《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的通知,核心內容是依據城市規模,在不同程度上繼續推進戶籍製度改革,其力度、尺度之大,再次彰顯中央推進戶籍製度改革、減少城鄉人口流動隔閡的決心。
隨著戶籍製度的改革🕧,大量移民湧入城市,究竟會給企業乃至城市的創新動力帶來怎樣的影響🧑🎄?我近期在國際金融管理協會(FMA)旗下權威期刊Financial Management發表的學術論文名為“The Effects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我們系統地研究了我國過去20年裏,各個城市的人口流動是如何影響企業創新的。

戶籍改革帶來的直接影響是🙅🏿♂️,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融入城市🅾️,他們可以以更低廉的方式融入城市生活🤹🏼♂️🙅🏼♂️,更好地在城市安居樂業。這從社會公平正義的角度而言👱♂️,無疑是非常有進步意義的🗝。但是,大量的勞動力融入城市🕰,使得當地城市面臨著吸收新進入的勞動力的壓力;同時,這些移民中☞,往往教育程度偏低🧘🏻、技能偏低者占大多數。在這一情況下,當地企業創新的動力往往會下降。
假設一個公司可以用低端勞動力操作低端技術來生產🤙🏼😈,同時也可以聘請高科技人才利用高端科技來生產。雖然國家鼓勵創新🚢,希望企業可以選擇高科技的生產方式,但是最終個體企業的選擇是根據兩種生產方式的盈利能力決定的。如果前者的盈利能力更高,則選擇前者;如果後者盈利能力更高🤷♂️,則選擇後者。當更多低廉、低技術勞動力進入城市,無形中會使得第一種生產方式的盈利能力增強👔🐣,因此公司技術升級換代、采取高科技生產方式的可能性和動機會減弱🤾🏼♂️。
我們分析了從1997年至2016年中國三十多個城市放寬戶籍製度之後當地企業創新能力的變化。如果用當地企業每年產生的專利數目來衡量該企業的創新能力,發現相較於當地進行戶籍改革之前📕,在戶籍放松之後當地企業每年產生的專利數下降14%。這種影響在嚴格執行戶籍改革製度的城市、在勞動密集型企業中特別明顯👩⚖️。我們進一步發現,戶籍放松之後☹️,當地企業的研發投入會減少,員工中工程技術人員的比例會下降👩🏿💼🤸🏽,員工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會降低,企業反而擴大員工數目加大固定資產的投資🐄🐘。也就是說🛎,一個城市戶籍放松後🧏♂️,當地企業會更多地選擇以低廉勞動力為驅動的低技術含量的生產方式。
在中外歷史上👨🏼🎤,類似的情況發生過多次。英國著名學者John Habakkuk就提出英國在19世紀的技術進步明顯慢於美國🚴🏼♂️,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英國有大量低廉且低技能的勞動力✵。澳大利亞的著名漢學家Mark Elvin提到🏋🏽,14世紀的中國曾經出現過一種自動化程度很高的旋轉式紡織機🌮,但是這種“高科技”的機器很快就被棄用,原因就是中國當時有大量廉價的低技能紡織工人🖕🏽,購買和使用昂貴、先進技術的動力不足🍣。
為了避免移民進入城市之後對創新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政府可以考慮的建議是,在放寬戶籍限製的同時↙️,一定要註意提高新進入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給他們提供教育以及技能培訓方面的福利🤷🏽♀️,以防止企業由於大量湧入的低技能人口🛟,而逐步放棄企業創新👩👩👧、企業升級的潛在危險。同時🙍♀️,當地政府應該考慮適當提高當地最低工資標準,以確保大量廉價勞動力進入勞動力市場後💴🤠,勞動力價格不會大幅下降。這樣✒️,適當的勞動力成本會倒逼企業進行技術的升級換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