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億中國人口從何而來？
導語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群體有意識、無意識的舉措會對其人口發展產生一定影響📎，而這種影響不是簡單地通過政府的行政命令可以促成或抵消的🧎🏻♀️🦹🏼♂️。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群體有意識、無意識的舉措會對其人口發展產生一定影響🧫，而這種影響不是簡單地通過政府的行政命令可以促成或抵消的👨🍳。
編者按📈：
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人口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末🐨，中國大陸總人口已超過14億人。與此同時✊🏿🧖🏼♂️，年度新增人口跌破500萬🦹🏿，創幾十年來增量新低。人口眾多曾被視為懸在中國人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是國家發展的沉重負擔🖖🏼。但隨著人口數量和結構的變化🎧✊🏼，當前我們面臨的局面🏇🏿，是人口增量不足👩🚒、迅速老齡化等問題的不斷加劇☪️，這一人口發展的新趨勢或將對中國經濟發展帶來更為深遠的影響📏。
知古鑒今💁🏽♂️🤷🏼♀️，以史明誌。中國這14億人口是怎麽發展來的🤸🏽♀️？過去幾千年裏中國人口是怎麽樣再生產、遷徙和分布的⚰️？了解中國人口的歷史，或許可以對當前中國人口的發展有更加清晰的認知。
人口是社會🚣🏿♀️、自然和人類能動作用的復雜產物📼。人口數量的發展同社會發展之間存在相互關聯、相互依存的因果關系。就像歷史研究對現實的作用一樣，人口發展史的研究對中國乃至世界的現實無疑也能發揮其獨特的作用，在人口問題已經成為中國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之一時🌳，尤其如此。在全面認識現實➖、預測未來的基礎上，中國人口才能夠更良性👨💼、更理性地發展🙎🏼♀️。
中國人口的起源：本土還是非洲?
關於中國人口的來源，無非兩種說法🕵🏿♂️。一種說法認為中國人口來源於本土👮🏻♂️，祖先可追溯到距今約170萬年的元謀人[1]👨🦽➡️。但近些年，自然科學家通過遺傳基因領域的研究🧛🏼♀️，推測中國人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早期人類一樣都來自非洲，最早的古人類從那裏走出來。根據第二種說法👨🏼💻🫓，即人口的外來起源說，全球人口絕大多數都來自非洲，目前支撐這種說法的證據比較多🚺。但這並不意味著本土起源說完全沒有證據。如今還有一種折中的解釋，即認為最初大部分的中國人口從非洲遷移到境內，同時也不排除少部分人由本土產生🧳，之後同外來人口融合😌。
這些外來人口從踏上中國的土地至今👩🏻⚕️，是如何發展成一個14億體量的人口呢？主要因素有二：其一是自然增長🕌🧑🏻🦰，即出生率高於死亡率，歷代累積發展，人口越來越多🌊；其二是機械增長，即外地人口遷入和本地人口遷出的疊加效應💆🏿♀️。這一進一出之間如果是正增長，意味著本土人口增加，如果是負增長，則意味著本土人口的減少。
人口的遷入和遷出在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根據歷史資料記載，烏孫和月氏這兩族原本聚居在祁連山西段。在西漢初年⬛️，月氏人遷入到阿姆河流域，即今天的阿富汗和伊朗東部🙂；烏孫人遷到伊犁河流域，該地區一部分在今天的新疆🧨，其余大部分在今天的哈薩克斯坦東部。歷史上還有一些規模較小的人口遷徙到周邊地區🈲，比如遷到朝鮮、越南、琉球等地，這些地區曾經部分附屬於中國古代王朝政權🐽🍮，而如今已不在我們的版圖上。還有一些人口甚至遷徙到歐洲、美洲和大洋洲等地🍐。此外💧🤾🏽♀️，歷史上有些民族，原本在中國境外或邊境地區生活☹️，而後遷入境內，比如匈奴🫛、鮮卑👩🏽🚒、羯👩🏿🏫、昭武九姓、突厥、回鶻🆗、高麗🤼👨🏻⚕️、契丹、女真🌜、蒙古、朝鮮等📁，其中有些民族早已與漢族融合。
中國歷史上究竟有過多少人呢🪶🧗♂️？我們無法得到一個確切的數字。中國古代的人口調查不同於今天的人口普查🧑🦳，要求查到每一戶每一人👩🏿🦱。中國的原始人口調查始於公元前16世紀的商代，而直到公元初才留下全國性的戶口數字🦻🏽✴️。據史料推斷，中國第一次全國性的人口調查是在秦代完成的[2]。早先調查戶口的主要目的是征收賦稅，因而登記的重點只是人口中與征稅對象有關的部分，這就使得相當一部分人口，包括婦女、享有特權的官僚貴族、老人與未成年人等，被排除在調查與統計數字之外🪔。由於沒有必要調查所有的人口🧨，所以統計數字和實際人口數量有很大的差距。
因此，我們只能根據歷史上流傳至今的戶口數字來估算當時的實際人口數量。所以🚕，一方面，我們應盡可能通過各種途徑，結合當時的社會製度🫡，特別是當時戶口的真實含義來推斷和復原當時的人口。另一方面，對於就史料估算的數字🧾，也應該承認其局限性👨🏼🏭，不能用對近代或當代人口研究的標準來要求。在個別歷史時段，記載的戶籍人口和推算的實際人口較為接近（見圖一）🦿。比如在西漢（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因為當時的戶口調查基本上覆蓋全部人口，自三歲起都要交人頭稅，所以統計數字同實際人口數相差不多。清代中期📐👹，記載數字和我們推算的數字較之前更接近了，因為自康熙年間開始實行“盛世添丁、永不加賦”的製度，這之後的戶口調查，只統計增加的人口，即使人口增加也不再加稅，如此一來🪭，戶口調查就和賦稅製度脫鉤了。加之乾隆年間實行了戶口登記製度改革🐯🏕，使實際人口與調查數據更為接近。到光緒末年🤨，人口調查的目的和要求與現代人口普查基本一致，但由於種種原因🏊🏽♂️，直至1953年新中國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為止，之前的統計數字都不能說精確地反映了實際人口數📃🤌。
古代中國人口增長🔆：“兩高一低”
中國人口數量的變化有什麽特點？首先🤱🏿，總體增長緩慢。從人口增長趨勢來看，在過去的兩千年中，從公元2年的約6000萬人到公元1850年的約4.3億人🤚🏻，中國人口的平均年增長率僅為千分之一左右；時間上越靠近近代，人口倍增的時間越短。為什麽增長如此緩慢呢🧒🏿？在古代🆑🏂，中國人口增長呈“兩高一低”的變化特征，即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長率。產生這一特點的原因有很多🙅🏿。
古代初婚年齡較早，生育的機會相應較多◀️。中國歷史上最低的法定婚齡為男性14歲🤹🏼♂️，女性13歲。但同時，由於長期實行一夫多妻製🙌，人口整體上平均有偶率並不高📔，特權階層普遍一生有多位配偶，而平民中部分人因經濟原因不得不晚婚或終身沒有配偶。
古代生育率雖然高🦻🏽，但凈繁殖率並不高。生育過程中，孕產婦和嬰幼兒的高死亡率均可導致較低的繁殖率🥤。古人認為孕產婦不吉利。受此影響🚮，雖無確切統計🧑🏻🍼，但死亡率很高🪴。同時👸🏻，古代哺乳期比現在長得多，先秦時長達3年，有儒家學者解釋守孝三年的說法就來源於此🔰。在哺乳期間一般婦女就不會懷孕和生育，這就意味著生育間隔長。貴族、富人雇傭乳母，也降低了育齡婦女的凈繁殖率💗。[3]
傳統觀念對人口增長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比如在重男輕女的觀念影響下，古代社會溺殺女嬰的現象相當普遍👳🏿♂️。男尊女卑還造成婦女的社會地位低下，提高了孕產婦的死亡率。古代社會一些迷信和禁忌也會影響人口增長率，比如在端午節生產被視為不吉利，要被殺或棄養⚒。這些迷信和禁忌反映了在社會發展早期，物質條件無法供養日益增長的人口需要而又缺乏有效避孕手段時🏌🏼，人們對自身采取了一種較為極端👨、消極的人口限製。
與此同時⛸，節育並不是現代人的發明，中國古代就實行了不自覺的節育手段🤾🏼。尤其在明清兩代人口稠密、商品經濟發達的地區𓀒，人口從農村田地遷到城市經營生計，產生節育的需求🧗♂️🧿。較為原始的墮胎方式往往伴隨較大的危險性。另外，守孝製度要求父母死後三年不能有性生活，更不能生育，如果一個家庭中父母接連去世，夫妻相當一段時間就處於變相的“節育”狀態。這些不自覺的節育手段👲🏼，在古代長期存在🤷🏿🎈。
此外，中國古代的賦役🖕🏻、賦稅製度對出生率也有一定影響。在宋朝以前，男丁除了服兵役以外，每年有一段時間要離開家庭到外面服勞役。有些服役時間並不長，但是往來行旅時間較長。因此🧏🏽♀️，成年男性有相當一部分時間不能過家庭生活，甚者死於服役途中。而妻子在丈夫吉兇未知的情況下不能改嫁，生育時間也相應受到限製。
中國有些朝代刑法嚴酷🤼，很可能導致死亡🪵、傷殘🙋🏻♂️，且大多數情況是法外施刑。比如在明清兩代🤛🏿，法律規定只要父母或祖父母舉報孩子不孝⛪️，不需要證據就可判子女死刑。嚴刑峻法、法外施刑或非法施刑，造成很多人非正常死亡或傷殘，也造成了人口的高死亡率👧🏽。
最後，各類天災人禍對人口有巨大且深遠的影響🤶。一是戰爭。中國古代是農業社會👨👧👦，戰爭時期農民充當士兵👩🏽🦳，大量人口死於戰爭，導致勞動力驟減👩🏻✈️、糧食減產🔊、人口營養不良👩🏿💻，往往最終導致行政製度的解體。二是極端氣候🎓。中國東部和中部是季風氣候，最大的特點是氣候不穩定🐆，歷史上水澇和幹旱不斷，尤其是大範圍的持續旱災，造成人口驟減🕰。三是傳染病🔉，造成的社會損失往往巨大。比如建安年間（公元196—220年）👨🏻🍼，發生了一次大規模瘟疫，使數以十萬計的人死亡，當時著名的“建安七子”中有五人死於瘟疫，而這些人都是貴族和官僚階層，並非平民百姓🧑🤝🧑。歷史上人口的大規模流動也會引發傳染病🧓🏿，如東漢末年，一批匈奴人從內蒙古流到洛陽、河東，把蒙古高原的病菌傳播到黃河流域🦇，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上述這些因素聯動地交織在一起🤦🏼♀️，造成了中國以往兩千年持續“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長率”的人口增長特點🎮👩❤️👨。
中國人口發展趨勢：“大起大落”
中國古代人口發展趨勢往往“大起大落”🧖🏿💂♀️，呈波浪式推進🧑🏿🏫✅。在相當短的一段歷史時期，人口急劇下降，可以減少三分之一甚至一半⏭，而之後一段時間持續增長，總體呈現“大起大落”的形態。
短期內人口的急劇下降往往發生於朝代更替和戰亂年間。秦漢之際、東漢末年以及三國時期，當時流傳的詩文中不乏諸如“白骨遍野”等對大批人口死亡的描述😠。西晉末期和十六國東晉之際、唐末五代、金元之際，黃河流域的人口大幅下降，降幅甚至高達三分之二。另外，明清之際的人口至少減少了幾千萬，太平天國戰爭期間甚至可能上億。這些都是“大落”，即在很短的時間內人口急劇下降。
“大起”是較長時間內持續的人口增長。其中有多種原因🫃，比如原來脫離戶籍的人口從外地回到原籍，或重新納入戶籍統計，反映在調查戶口上是一部分增加的變量🧈。據估算😸，在社會比較安定、經濟得到發展、自然災害不大嚴重的情況下🚵🏼♀️，較長時期內的人口年均增長率可以達到千分之五至千分之七，較短時期內可以達到千分之十至千分之十二🛠，更短的時期內甚至可以接近千分之二十[4]。
同時，人口數量的變化還具有階段性的特點✢。歷代人口增長可大致分為六個階段👨🏿🏫🧑💻：第一階段⛹🏻♀️，自商周時期至西漢末年，人口增加到約6000萬人🧙♂️；第二階段👩🎨，從東漢至8世紀中葉的盛唐時期🪦，人口增加到約8000萬人；第三階段✔️，從中唐經五代🧏🏼♀️，至北宋期間的12世紀初👨🎨，人口突破1億人🙇🏿，在13世紀初達到近1.2億人；第四階段🌟，歷經宋元和元明之際的動亂🚴，明初人口僅約7000萬人，而到了17世紀初又增加到接近2億人；第五階段，明末清初的人口下降在17世紀初得以恢復，至19世紀中葉達到4.3億人的高峰；第六階段🙏，從20世紀50年代至今，人口從5億人增長至14億人。
將各個階段加以比較可見，人口倍增的時間間隔越來越短🧑🏻💻，而增長的幅度卻越來越大🏄🏽♀️。如第二、第三兩個階段，人口經1300年才翻了一番；而在第五階段，僅用250年就翻了一番有余，其中從不足1億人恢復並增加到3億人的時間不到150年；第六階段的倍增時間進一步縮短至40余年，創造了空前的紀錄。
古代中國人口分布：兩個“不平衡”
談及中國人口的歷史發展，一個常被忽略而至關重要的問題是在同一歷史時期，不同社會階層及不同民族之間的人口增長不平衡。
從漢代至清代，構成社會人口大多數的是地主和農民，這兩個階層的人口增長速度存在很大差距👩🏼🔧，由此產生重大的社會影響。平民通過科舉考試當官，就能提高自身社會地位🏖，躋身地主及特權階層⏪，享受經濟、法律等各方面的社會特權。總體來說，地主階層的人口倍增速度比較快，其中的統治階層更快。以西漢宗室為例，出身平民的漢高祖劉邦👩🏿🍳，有兄弟3人💦👏，加上妻妾子女，以50人計🫀，到西漢末年，劉氏宗室除嫁出去的女眷🧑🏽🎤🧴，延續下來的男性人口就有約十萬人🧜🏽♂️。如果不以個別家庭而以整個階層計算，地主階層的人口也高於平民階層的人口。這種不平衡導致的一個嚴重後果，是王朝到中後期往往膨脹成一個尾大不掉的寄生系統🙍🏻💅🏻，耗用大量社會資源🙇🏽♂️，更進一步加深社會階層之間的不平衡。典型的例子有宋代難以為繼的財政問題🌡。由於宋代優待士大夫，給予其優厚的生活條件，導致地主、官僚階層的人口增長比平民階層快得多。而這一特權群體主要由國家財政（即平民賦稅）供養，長此以往🤵🏻♀️，財政負擔越來越重，地主和平民之間的供求關系無法維持🧒🏿，導致階層之間的矛盾加深、引發社會動蕩。
民族之間的人口不平衡如何產生📈？其原因主要在於地理環境及生產方式的差異🪨。長期以來，漢民族集中生活在中原農耕地區，生活方式較為穩定🍄。而遊牧🕎、狩獵民族👩🏽🌾，以西藏、蒙古等地的族群為例，由於生活的地理環境較為嚴苛，形成流動性的生活方式，再加上其飲食種類的匱乏🍋、營養不均衡，諸多因素影響了人口增長。如據統計，從古至今蒙古族的人口增長率很低🏉。地理環境的差異🧑🏻🔬，導致生活在不同地區的各民族之間人口增長的不平衡。此外，生產方式的差異也造成了人口增長之間的不平衡。生產方式包括農耕、狩獵、采集、遊牧，牧業又分定居和流動的牧業。不同生產方式，也造成了人口增長之間的不平衡。
總的來說👦，人口的合理發展不僅需要人與物質之間維持平衡👼🏽，還需要不同的階層、民族之間保持一定的均衡關系🛳。不同社會群體的人口增長差異維持在合理範圍🐚，是社會維持穩定、長治久安的基礎。
現代中國人口發展走向何方🥴？
從古代發展至現代👩🏽🍼，中國經歷了兩次歷史性的人口轉變，均意義重大。
1953年🫎，中國完成第一次人口普查。在此之前，由於經歷了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等一系列戰亂，我們對人口的普遍認知基於“四萬萬同胞”，認為中國人口最多在4億～5億人。而人口普查的結果出乎意外👮🏽，達到5.8億人（不算中國臺灣和香港地區）。這一階段的人口增長率為何遠超預期？其實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70年代，中國已經實現了第一次人口轉變👩🏼🏭🍋🟩，從“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長”轉變為“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
盡管這段時期天災人禍不斷，但醫藥、公共衛生領域的進步對推動人口增長起到了關鍵作用🏌🏻♂️。在古代，由於缺少現代的公共衛生醫療輔助🧙🏻♀️，孕產婦和嬰幼兒的死亡率極高。從19世紀開始，新式的接生方式🦬、婦嬰保健、疫苗接種等措施從城市慢慢推廣到農村，極大降低了孕產婦和嬰幼兒的死亡率。比如在清代後期⏲，上海地區已經開始出現婦產科醫院🏨，之後還提供了疫苗接種。
此外，是社會救急保障製度的完善🦥。根據歷史記載✳️，西周時期國家有糧食儲備👂，以防止災害的發生，畢竟當時還遠沒有像現代這樣完備的社會救濟和保障製度，但也對社會穩定起了很大作用。比較近代山西的兩次程度相當的特大旱災🧛♂️，第一次死亡人數極高🥕，第二次死亡人數相比第一次大大降低，其中原因有二：第一是鐵路的出現，能夠及時向災區運輸糧食🧥，把災民載往山東避難；第二是紅十字會的成立，可以發動社會救助💁🏼。這兩個製度的建立為緩和災難對人口的負面沖擊起了很大作用。
動亂年代以後，國家休養生息，新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使得物質條件不斷改善🅰️，因此在1949年後出現了一段持續的生育高潮。1950—1973年🧑🏻🍼，除20世紀60年代初以外🏌🏻♀️🪧，每年的自然增長率都超過千分之二十，最高的近千分之三十，這樣持續的高速增長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5]。出生率進一步推高，而高死亡率轉變為低死亡率。同樣的人口轉變在西方發達國家也要到工業化以後才發生。
第二次轉變發生於20世紀80年代後，是從“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轉變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首先🧑🏼🎤，由於當時推行計劃生育，中國在短期內出現了這一轉變。從1973年以來，中國人口增長率逐年下降😡，到20世紀80年代大致穩定在千分之五[6]🤸🏽。西方國家在工業化以後🍹，人口也出現了高增長，但由於其市場經濟、社會福利製度和文化觀念等因素，共花了一兩百年才實現這一變化。
其次，推進人口轉變的更深層原因，是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繁榮以及文化觀念的轉變🛶。如今，在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經濟基礎以及物質條件快速發展的背景下🪆🔇，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計劃生育這一人口政策。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個國家基於如此龐大的人口😋🏘，以如此快的速度大幅改變其人口增長趨勢。
如此急劇的人口增長下降，長期來看會帶來什麽影響？從人口結構來說🏃🏻➡️，長此以往可能會出現人口的“倒金字塔”結構的趨勢。一對夫妻撫養一個孩子，而上一輩有兩對老人，隨著人均壽命的延長可能出現六對老人，這樣的結構能夠維系一個國家的長遠發展嗎？恐怕不能。對此🤸🏻，有學者認為應該放開二胎🧂、三胎，甚至完全可以不加限製。在1994年，我認為可以采取逐步調整的方式🫃🏼，考慮提倡一胎🕒、允許二胎、杜絕三胎，逐步推進以調整人口結構🪔。至於調整的力度，不能僅憑感性的把握👱🏿，而是要全面分析中國的資源🧑🧒🧒、社會結構、人口結構和發展趨勢⌚️🧍🏻，尤其針對老齡化、人口紅利等關鍵問題👨🏼🦳，進行全面的研究，製定理性的政策方針。
計劃生育並不是簡單的“一胎化”👨🏽🏭，而是通過生育控製調整出生率，提高人口素質，改善人口結構，這些都是計劃生育政策需要審視的方面。放眼全世界，或許沒有哪個國家或地區可以避免“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人口發展階段🧛🏼♀️👦。以中國臺灣地區為例，臺灣從未推行計劃生育🧖🏻♂️，但人口結構還是趨向少子和老齡化👩🎓。早些年，臺灣當地關於人口和生育流行的口號是“一個太少了，兩個正正好，三個更熱鬧”👩🏻🦰，後來發現這個口號過時了，繼而變為“孩子是我們最寶貴的財富，越多越好”。但是，孩子真能多起來嗎🧑🏽🍼？日本的老齡化程度相當嚴重，在亞洲首屈一指👩🏼🍳，卻仍然沒有找到讓孩子多起來的、卓有成效的政策和途徑。現如今🛼，韓國也不甘“落後”，這樣一個傳統家族觀念如此根深蒂固的國家，伴隨其近年來極低的人口出生率，人口增長率堪憂👤。
由此可見👋🏿，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群體有意識、無意識的舉措會對其人口發展產生一定影響，而這種影響不是簡單地通過政府的行政命令可以促成或抵消的🧏🏼。從這個角度看，現代以來🫱🏼，中國經歷的兩次歷史性的人口轉變，對我國14億人口的意義是不可低估的。在全面認識現實、預測未來的基礎上，中國人口才得以更良性、更理性地發展。
註釋：
[1] 葛劍雄，《中國人口發展史》📵，第5頁。
[2] 葛劍雄，《中國人口發展史》，第36—39頁🦶🏻。
[3] 葛劍雄💁♂️，《葛劍雄👩🏻🎰：人口變化是社會現狀的“晴雨表”》，《文匯報》🏋️。
[4] 葛劍雄，《中國人口發展史》，第296頁。
[5] 葛劍雄，《中國人口發展史》，第460頁。
[6] 葛劍雄🧑🏽🚀，《中國人口發展史》，第460頁。
*本文根據葛劍雄教授在“56hcy.cn金融公開課”上的演講和所著作品《中國人口發展史》綜合整理，編輯🐪：張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