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的“傲慢與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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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如果說特朗普政府在中美關系上進行的是零和博弈,拜登政府更可能以“競合”來處理兩國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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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追趕與貨幣主導將幫助中國成為無可替代的一流大國,這讓美國很多政客擔憂。拜登時期的競爭格局會發生怎樣的變化🚹?亞洲的區域合作和雙循環戰略如何助力中國發展🤜🏼?
趕超型大國,金融開放需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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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R:在與美國競爭博弈的過程中👯♀️,中國如何避免踏入“大國趕超陷阱”?美日、英德的競爭局面對我們有何鏡鑒?
王永欽🧖🏽:中美當前的競爭格局很像20世紀80年代末美日之間的關系。1979年,哈佛大學中國問題專家傅高義教授研究亞洲經濟發展🛒🧎🏻♀️,撰寫了一本題為《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的書🎧。當時美國的學術界和政界都覺得日本的發展勢不可擋。從20世紀50年代後半期至60年代後半期,日本實際GDP增長率保持著年平均10%的增長率👏,其1955—1970年的年平均增長率也同樣高達9.6%,與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情況非常相似。同時🔟,中日兩國在趕超型的經濟下🫎,采取的都是政府主導的“發展型國家”戰略。
如果從大歷史視角看👩🏼🏭,其實德國當年趕超英國采取的也是這種戰略🙅🏻。當時的德國也是後進國家,國家內部諸侯林立➔,各個獨立的區域之間都設立關卡、收取過橋費。1871年德意誌統一,鐵血宰相俾斯麥開始國內的整合🤰🏼,對外采取的也是國家幹預的發展模式🧑🏿🦰,在短短幾十年間德國經濟就超過了英國。
德國、日本和中國等國家的經濟發展相似👏🏻,在短短三四十年內經濟快速增長👨🦯,年增長率保持在5%~6%以上。但這些國家因高度依賴外貿,一旦遭遇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類的負面外部沖擊📘,若原有杠桿水平較高👏,其經濟發展速度就會發生斷崖式下滑。日本當年的經濟泡沫也是過高的杠桿水平所致。而如今的中國和當時的日本相似度很高𓀄,尤其是在以房地產作為抵押的高債務杠桿方面。
相對而言,英美和日德這兩類國家的增長模式有非常大的區別。英美模式下政府幹預相對較小,在一百年間其經濟保持緩慢而持續的增長🏋🏿。例如,美國經濟在過去一百年間,以年均2%~3%的速度穩步增長𓀌。而在日本這類發展型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下,經濟會在30多年左右的時間內高速增長,但此後經濟增速會有較大的跌落。以日本為例🚨,從20世紀90年代經濟泡沫破滅之後到如今的大約30年間,日本經濟幾乎是零增長👏🏻。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和日本在金融發展方面也非常相似。兩國的金融都不夠發達🚟,居民沒有好的手段化解自身風險⚗️,即資本很難轉化成投資,只能通過儲蓄避險。因為內需不足,國內消費不了的產品和服務只能出口到海外🧑🏽🌾,儲蓄率很高的國家必然出現貿易順差。同樣📣,金融不發達的貿易大國(如日本)一旦放松外匯管製,開放資本項目🌺,國內外資本自由流動,利率、借貸成本🍋🟩、匯率就會相應上升,對出口造成打擊,阻礙經濟發展。當年日本簽訂《廣場協議》之後,出現的正是這種局面。在金融開放方面,中國要吸取日本當年的教訓,謹慎推行金融開放。
此外,由於外匯管製的存在🕵🏿,中國百姓不能到海外購置房產🤳、投資股票;而國內金融市場成熟度低,以至於民眾將房產作為投資品🧑🏽🔬,住房泡沫嚴重與此有關1️⃣。但如果中國的資本賬戶開放,就可能出現資本外逃⛸👷🏽♀️。中國在2014—2015年已經出現過非常嚴重的資本外逃,中國的外匯儲備從接近4萬億美元下降到3.3萬億美元。
我們從日本的經驗裏吸取的重要教訓就是金融開放一定要審慎,否則完全有可能打亂國內的相對價格🫸🏼,觸發資產泡沫的破滅。因為在過去二三十年中,土地和住房是中國在銀行融資和貸款方面最重要的抵押品。如果房地產價格暴跌🫲🏼,銀行會出現很多壞賬👨🏻⚕️,債務問題會更加嚴重。
零和遊戲:科技之爭與貨幣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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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R:中國在突破性創新方面逐漸掌握領先優勢,引發了美國的擔憂🥤,牽製中國發展的實體清單意味著什麽?美國還會擔心中國在哪些方面的領先優勢🎭?
王永欽:從歷史來看,大國之間的競爭,如果僅限於商品貿易,並不會那麽讓人擔心。因為純粹的貿易順差是金融問題🤜。一個國家金融發達了👩🏿💻🤴,儲蓄就會少,這個國家貿易就形成逆差,所以貿易逆差不是美國的弱點,其反映的是美國的金融強勢地位和國際間金融發展的不平衡。但如果技術領先與貨幣主導這兩方面能夠助力中國成為無可替代的一流大國🎷,美國政府、政界和其他領域的精英就會非常擔心。
一方面🧑🏿🔧,中國有可能在顛覆性技術的標準設定方面擁有主導權,這讓美國政府擔心。如果中國在5G、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等領域有重大突破🦥,成為世界標準製定者🐢,那麽美國就會很被動🧑🏿🚒。從歷史來看,涉及標準製定的技術非常關鍵🫃🏿,當年德國超越英國的重要原因就是它在技術標準設定方面擁有了主導權😞。製定技術標準的主導權具有“贏者通吃”的效應。美國政府的擔心從最近兩年美國對華為的封鎖就能看得出來。目前來說,美國的芯片技術等仍然是遙遙領先的。特朗普對中國的技術限製盡管給矽谷的公司帶來了巨大的損失🚡,但它寧可采取“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方式來阻擊中國的科技崛起🧯。
另一方面🎅,人民幣未來成為世界主導貨幣的可能性也讓其他主要經濟體擔心🚶♂️。因為一般而言,經濟實力全球領先的大國,其GDP站上世界第一的位置,其貨幣將會占據主導地位,雖然這個歷史進程可能耗時很長。比如😘,英鎊曾經是全球流通性最強的貨幣,後來為美元霸權所取代。雖然貨幣的轉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人民幣如果具備全球貿易結算、大宗商品定價、債券發行等功能👨👦👦,其特權地位就會逐步確立。人民幣一旦成為主導貨幣,金融霸權的美元就會退出歷史舞臺。
競合之舞:拜登的政策或更具建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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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R🤵🏽:目前↗️,麒麟芯片已經絕版,在短時間內攻下芯片研發技術也很難實現。您如何看待華為等實體清單上的高科技企業在拜登時代的處境🧑🏼🦲?
王永欽:芯片研發確實繞不過去,中國必須大力發展芯片產業。拜登時期的局面會相對樂觀👣。特朗普采取的是“美國至上”(America First)的政策,但這可能不是民主黨的政治綱領,拜登想解決很多當前的現實問題,比如國內的收入差距、全球氣候變暖或是讓美國重新領導世界。他可能會重新加入《巴黎協定》,並在其他領域尋求全球合作,這些問題都需要中國的參與➖。如果說特朗普在中美關系上進行零和博弈,拜登更可能以“競合”來處理兩國關系📚。所以,在這方面我是相對樂觀的。
FFR🎸:因此,您認為不存在所謂中美硬脫鉤的情況?
王永欽:是的🏋️,我覺得“脫鉤”的說法言過其實了。觀察各類數據可以發現,最近一兩年,中美非但沒有脫鉤,而且某些方面的關系更加密切了🚫。特別在金融領域🦩,美國在中國的投資額遠遠超過了前幾年。尤其是疫情以來,很多美國金融機構投資中國的債券和股票🔘。因為他們看到在全世界的波動中🧍♀️,中國市場更加可靠。而美國想通過SWIFT清算系統和CHIPS支付系統將中國排除在外的可能性也不大,因為跨國交易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經濟方面可能涉及的貿易和分工格局脫鉤🌟🐦🔥,實際上也是很難實現的。在全球範圍內⚆,很難再找到像中國一樣產業鏈完善的國家了。特朗普剛上任的時候,就和美國大公司的CEO們座談,讓這些公司將海外的工廠搬回美國。蘋果公司CEO庫克當時就明確表示不可能。因為中國的基礎設施、產業鏈和勞動力成本這些方面的綜合優勢是其他經濟體很難相比的📀。從數據上可以發現,特朗普原本想消除或減少美國的貿易赤字,而實際上近年來美國的貿易赤字更嚴重了。2020年8月美國貿易逆差躍升5.9%至671億美元,為2006年8月以來最高水平🙋🏻🥐。因為美國企業從其他國家進口零部件的成本可能更高。因此,大規模的中美經濟脫鉤也是不現實的🦸🏻♀️。
FFR:您認為與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時期的中美關系將形成什麽樣的新格局🍈?
王永欽:總體而言🤴🏽,民主黨的政策是比較理性的,未來中美關系的不確定性會下降🕐。與特朗普出爾反爾、戲劇性的策略不同👋🏽,拜登的政策的不確定性會降低,兩國的關系會出現更多的競合性特征🪅,而非零和性。在政策方面,拜登會優先考慮美國國內的經濟問題和疫情應對,采取更大的財政刺激方案6️⃣。
漸行漸近💃🏻👩🏻🦯,亞洲世紀與中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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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R:您認為中國在全球價值鏈地位提升上可以有哪些作為🎿📟?
王永欽:實際上,與過去二三十年相比💁🏻,近幾年中國產業鏈提升和技術進步的速度非常快💭。中央政府已經將高質量發展作為未來階段發展的核心內容,我認為應以科技創新來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提升創新在重構價值鏈中的作用,並且在全球整合資源。
如果我國東部地區能提升自主研發和設計的能力,也可以成就像蘋果一樣產業鏈最高端的企業,再將其中的一些生產環節外包給中西部地區,甚至是其他發展中國家。實際上,這樣的情況已經發生了🕺。這也是中國未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為創新主導國家的必經之路,正如韓國以三星為主的大企業走出的創新之路。在此過程中,政府需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產學研合作🖕🏽,在融資方面支持民營企業創新。
亞洲的一體化程度遠沒有歐洲那麽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法國和德國為主推動的歐洲一體化🔢👨👦👦,體現在歐共體、歐盟和貨幣的統一。而此前亞洲在推進這方面的合作並不是特別順暢,而最近可能由於美國的關系,亞洲區域合作正在提速🧃,亞洲其他國家看到中國作為大國的崛起已經勢不可擋🖖🏼,包括中國在內的15個成員國達成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將通過自由貿易協定的方式對中國的產業鏈重構和整個亞洲區的產業重構產生重要的影響🥏。而“亞洲世紀”正在成為現實🥘。在2050年前後🕣👨🦼,亞洲的GDP可能會超過其他所有地區,達到全世界的一半。
從世界格局角度來看🔄,有兩種貿易製度的安排🧗♂️。一種是WTO的多邊製度,所有製度對所有成員國一視同仁。WTO的製度安排,限製性太強🫵🏿,無法就雙邊獨特的條件進行談判🍨,導致很多國家不願意加入了👨🦽。所以目前看來,WTO的運作算不上成功🧑🏽🦰。多哈會談以後🙅🏿♀️🫃🏽,很多國家都在尋求更適應它們實際情況的、區域性的自由貿易協定(FTA)。所以雙邊的或者是區域性的FTA逐漸替代WTO正在成為趨勢。中國加入RCEP的舉措,已經走在了世界前列。亞洲擁有各個層次、各個發展階段的國家🤹🏼♀️,區域性的FTA有利於亞洲產業鏈分工。
FFR🤱🏿👔:您如何看待中國的雙循環戰略,特別是內循環對中國未來經濟結構的影響?
王永欽:我認為即使沒有中美貿易沖突🧎➡️,雙循環對於中國目前的局勢也是勢在必行的𓀓。通常來講,大型經濟體都依靠內需來發展,而中國的貿易依存度非常高。因此中國經濟需要再平衡,調整到主要依靠內需的結構。稅收和債務問題是內循環戰略兩個最大的障礙。
首先,要通過稅製改革,縮小收入差距💁🏻。稅收的負擔會抑製消費。中國的稅製存在很多問題,所得稅稅負落在中產階級身上🧑🏼🦳,特別富裕的階層稅收負擔相對較小。我建議實行更加累進的稅製🧛🏼♂️,來縮小收入差距♦︎😽,提高國內的需求。
其次,要控製和減少家庭債務的規模。2007年中國家庭債總額不到4萬億元人民幣,2018年末中國家庭負債總額為73.65萬億元,占GDP的82%,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87%🤙🏼,增長速度過快了。其主要原因是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中國不像美國一樣施行減稅、財政補貼等措施,而是以四萬億計劃刺激地方政府、企業和家庭債務🫙。中國的房價上漲超過一倍,70%~80%的家庭債用於住房抵押貸款🧭。如果家庭債高企和房地產暴漲的問題不能改善,就不能刺激消費,就會限製“內循環”。歷史經驗表明,大部分經濟衰退與家庭債過高有關。對此,中國需要吸取美國住房抵押貸款市場崩潰的教訓,有效控製家庭債務杠桿,以提升國內需求⬆️。
*本文僅代表訪談者個人觀點🤜🏼🤴,采訪/編輯🍓:潘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