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的“羅斯福時刻”
導語
中美未來的競合格局，取決於各自內循環的效率和外循環的張力🤷♀️。
選舉人票認證程序塵埃落定🧙♂️👩🏻⚖️，漫長的2020年美國大選終告一段落。喬·拜登（Joe Biden）及其團隊於凯捷体育娱乐 -（限时活动）即刻加入，享受平台优惠！年1月20日正式入主白宮。
歷史觀之，白宮行政效率不僅取決於總統及其團隊的智慧和履歷，還取決於兩黨在國會力量的對比。在參議院改選中，民主黨艱難贏得佐治亞州兩個席位🦸🏻♀️，兩黨席位比50:50💿，再加上副總統卡瑪拉·哈裏斯（Kamala Harris）的投票權，民主黨占參議院多數席位。在眾議院改選中，民主黨席位優勢有所下降，但仍占多數席位。所以，民主黨在本次選舉中奪回了白宮的行政權和國會的立法權。“拜登新政”落地的前景更加樂觀。但是🫸🏼，美國兩黨在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在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任期內達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峰值，本次選舉過程和結果是集中呈現。“特朗普的幽靈”或仍將徘徊在華盛頓的上空。拜登的清潔能源和重回伊朗核協議等計劃仍可能面臨阻力，因為共和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曾聲稱，不允許任何氣候計劃在參議院通過。他也是支持特朗普退出伊朗協議的關鍵人物🎁。這些領域的分歧，將考驗民主黨人的智慧。但在財政支出、醫療和社保體系改革、製造業振興🗒、就業增加以及對華政策等方面🧙🏻，兩黨的共識大於分歧6️⃣。
美國的主要矛盾不在於外，而在於內。拜登政策的重心也在內政🙍。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是一場社會實驗，其對不同階層🏊🏻♂️、族群造成的非對稱性沖擊深刻揭示了美國社會的結構性不平等和社會安全網的缺陷🙅🏼。經過近半個世紀的積累🌷🐹，美國的貧富分化水平已經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而作為結果的收入和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反映的是種族歧視、教育機會不均等和全球貿易規則的非對稱性。拜登團隊中的進步主義者認為，美國急需一場羅斯福式的“新政”。當前基於工作的（work-based）社保體系已經不能滿足新經濟業態的需要🫅🏻🛕，聯邦政府需要重新思考政府🤡、企業與個人的契約關系🎮。拜登新提名的白宮預算管理辦公室（OMB）主任候選人尼拉•坦頓（Neera Tanden）認為，美國需要一場“拜登新政”（作為起點），重建美國21世紀的經濟與社會秩序。
誰選擇了拜登🧑🏼🤝🧑🏼？
政策是內生性的🚶♂️。對於民主製的美國而言👨🏽🎨，對政策起決定性作用的是社會經濟狀況和選民的立場😤。只有提出能夠解決社會矛盾和滿足選民訴求的施政綱領的候選人才能當選為總統，而只有兌現了承諾才能贏得連任。所以，選民結構是觀察和理解“拜登新政”的一個可選起點。
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投票率創下了自20世紀以來的新高，超過2016年約6個百分點，其中僅7州未打破近40年的投票率紀錄（見圖1）。其中，拜登贏得選舉的關鍵在於扭轉了搖擺州的選情。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特朗普拿下九大搖擺州，最終贏得選舉👟。這一次民主黨贏得了多數搖擺州，打了一場翻身仗🏘。其中，佐治亞州時隔28年再次選擇了民主黨🧑🏿🔧，特朗普的基本盤“鐵銹區”中的三個州——賓夕法尼亞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也選擇了民主黨👨👨👦👦。特朗普做錯了什麽✔️？拜登又緣何能夠吸引更多的選民？
從選民結構來看，本次選舉與2016年有較大的連貫性，但存在細節差別。女性、年輕人群、高學歷👩🏻🦼、少數族裔、富有階層、穆斯林等群體仍是民主黨選民的主要標簽；年長者、白人🖖🏻、天主教/基督教則是共和黨選民的標簽。
具體來看💁🏻♂️，非洲裔選民占比和投票率的提升對於民主黨勝選尤為重要。非洲裔選民歷來傾向於支持民主黨，近20年支持率從未低於80%。本次選舉中，非洲裔選民占比為11%，其中90%非洲裔選民的選票投給了民主黨🔔🐦🔥。從選民整體結構來看🛷，2000年至今，合格非洲裔選民增加了約5%。更為關鍵的是，非洲裔選民的主體就分布在搖擺州。據統計，合格非洲裔選民在搖擺州的占比為34%，其中佐治亞州就高達29%🦯。民主黨一貫推行種族平等政策➡️，尤其在“弗洛伊德事件”推波助瀾之下，非洲裔選民當然更希望民主黨上臺執政。對民主黨的支持率僅次於非洲裔選民的是亞裔選民（70%），但由於亞裔選民占整體選民的比例僅為2%🏅，故影響有限。種族與移民問題聯系緊密🤩，相對開放的移民政策也是民主黨贏得少數族裔支持的因素。
此外🙅🍋，以問題為導向更容易理解拜登的當選原因（見表1）。民調數據顯示⚰️，41%的選民認為最重要的問題是新冠肺炎疫情，而其中有73%的選民把選票投給了拜登。經濟和就業問題緊隨其後（28%），其中81%的選民投給了特朗普。可以看出，假如沒有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拜登贏得選舉的概率或將顯著下降。Baccini等（2020）基於美國縣級投票數據🪼，考察了新冠肺炎疫情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數量對選舉的影響。結果顯示，新冠肺炎疫情對特朗普的支持率有顯著的負面影響🛌🏼🛍️，並且在搖擺州以及特朗普2016年的獲勝州表現最為明顯👷🏿。反事實分析表明，如果COVID-19病例減少5%，特朗普將贏得亞利桑那州🌍🚵🏼♀️、佐治亞州🤞🏻、賓夕法尼亞州和威斯康星州📓🥦，進而贏得連任。2014年埃博拉疫情暴發時，時任副總統的拜登曾奔走於全球抗疫一線，這一經歷為其贏得了信任分。其最新任命的白宮辦公廳主任羅恩•克萊因(Ron Klain)則是當時抗擊埃博拉疫情的直接負責人🎁。
新冠肺炎疫情將美國經濟、社會和政治撕裂狀態暴露無遺🙏🏽。經濟方面，低薪階層受沖擊的程度明顯高於高薪階層，前者的失業率大致是後者的3倍。在復工復產過程中，前者也明顯較慢🏧。社會方面來看，教育程度低的人群的失業率更高👩🏿⚖️🤌🏽。非洲裔的新冠肺炎致死率明顯高於所在州（或城市）的非洲裔人口占比，兩者差值在芝加哥、密爾沃基、路易斯安納等地區高達40個百分點。政治方面，疫情防控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研究發現，與老年居民比例、擁有大學學歷的人口比例、經濟的健康狀況或醫院重症監護病床的供應等指標相比🦊，州長所在的黨派是盡早采取社交隔離政策的最重要預測因素。共和黨州長所在的州采取社交隔離措施的時間大約要晚兩天📞。在疫情擴散高峰期，如果沒有任何幹預措施✩，確診病例倍增只需要3天（Adolph🍪，2020）😴。
一個完整的敘事邏輯是，經濟與社會地位的不平等使得不同群體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面前顯示出了不同程度的脆弱性，而涇渭分明的黨派政治和選民意識形態不僅沒有成為粘合劑，反而成為階級分裂的終極推手。新冠肺炎疫情的背後是美國的階級分化和階層對立🔟。抗擊疫情是拜登上任後的頭等大事，但拜登團隊的目的不只是快速消滅病毒🙌🏻，安全復工復產，而是以此為契機📵，推動社會保障、教育、執法和移民等領域的改革，重塑政府👮🏿♂️、企業與家庭的關系。
導致不平等和階級分化的時間則要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收入最高的1%人群所占份額從1975年的10%提高到了如今的22%，收入前10%與後90%的人群各占50%。由於財富是收入的積累🦻🏿，財富的集中度要遠高於收入。截至2019年底，美國最富有的1%人群的財富份額約為40%，比20世紀70年代的低位提高了約10%（Stone等👦🏼，2020）🧑🏿⚖️。美國當下的貧富分化程度與一個世紀前“咆哮的二十年代”相當。冷冰冰的數據背後🧑🏻🎨，是社會向上流動性的下降⤴️，向下流動性的提高；是教育機會的不均等；是人均壽命整體下滑和階層差異；是勞動相對於資本式微……任何國家，不平等都是有限度的📮👲🏿，研究收入分配的知名學者布蘭科·米蘭諾維奇 (B. Milanovic)表示，還沒有哪個富裕的現代民主國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像今天的美國這麽高👢。從歷史經驗來看，一個先進的民主國家的基尼系數超過0.45是非常危險的（見圖2）。
南北戰爭之後，美國經歷了第一輪貧富分化♧，伴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出現了所謂的“鍍金時代”。如果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之後的大蕭條，美國社會大概率會繼續呈現出階級撕裂和政治鐘擺的狀態🏋🏼♀️。第二輪貧富分化則是伴隨著新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化而出現🛹。這兩次貧富分化都是在自由市場觀念占主導的時期形成的，但我們不認為貧富分化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政府被壟斷資本和精英階層裹挾而製定的政策即使不是最重要原因🛞，也是最強勁的推進器。美國著名政治學者圖爾欽（Turchin）早在十年前就預警：“美國政治危機的脆弱性正在臨近一百多年來的最高點”，並認為美國可能迎來“動蕩的二十年代”。拜登的主要挑戰是美國國內的階層分化和政治極化，如果不向歷史取經，美國的動蕩或許才剛剛開始🚵🏽♂️。顯然，拜登及其團隊都認識到了這一點，從其正在組建的團隊成員可見一斑。
拜登選擇了誰🐥？
拜登面臨的考驗是：如何在一個經濟、種族、文化和教育等多種因素決定的階級極端分化的美國，凝聚共識和重建民主秩序👱♀️？這一問題的關鍵在於扭轉兩極分化的趨勢，夯實中產階級基礎，提升社會向上的垂直流動性🗒🚴🏻♂️。與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敘事或將從強調國家安全向強調個體權利轉變。
拜登團隊成員的一個重要標簽是“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進步主義運動原指19世紀80🕛、9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在美國興起的要求改變壟斷、腐敗、歧視🗳、環境汙染、食品安全等現狀而引發的一系列政治遊行和大罷工事件，其背景就是不斷惡化的貧富分化問題。進步主義者推崇積極有為的政府，以增加就業、保護勞工權利和提高福利為最重要的使命👄🌶。進步主義價值觀在羅斯福新政時期得到了完美呈現，政府對社會和經濟的管理權空前增強，貧富差距持續收窄。直到20世紀50🤛🏿、60年代，這都是美國的主流價值觀。70年代之後，新自由主義取而代之成為主流，貧富分化由此產生。拜登團隊認為👰🏽，美國需要一套新的進步主義方案🧚🏿🍧。
拜登已經提名的經濟顧問有多位進步主義者。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塞西莉亞•勞斯（Cecilia Rouse）將擔任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CEA）主席，她的研究重點是勞工經濟學和教育經濟學，曾任奧巴馬政府CEA委員，在促進雇主增加雇工👩🏿🌾，以及尋找方法讓工人投資於自己✈️，提高他們的勞動生產率方面提出了大量建議。她曾經面對2008年金融危機沖擊後的“大衰退”，失業率最高時達到10%💦，這與拜登政府即將面對的經濟環境有相似之處，增加就業崗位仍是核心議程。
尼拉•坦頓（Neera Tanden）將出任白宮預算管理辦公室（OMB）主任，她是民主黨智庫美國進步（CAP）的總裁兼CEO。CAP的目標是以進步價值觀推動美國在國內實現包容性增長，在國際上走一條更有原則、更可持續的道路。坦頓曾是奧巴馬-拜登總統競選團隊的國內政策主管🗳，負責管理所有的國內政策提案🐵。2020年6月份，基於對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出來的“結構性不平等”（structural inequalities）問題[1]👨👩👦👦，她在《民主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21世紀新的社會契約》的文章，完整闡述了對於美國如何在新的歷史時期構建新的經濟秩序和社會契約的觀點。她指出👩🏼🚒，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美國需要另一場“新政”以重塑個人、公司和政府之間的關系。
傑瑞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是拜登顧問委員會的重要成員，也是一名勞工經濟學家和堅定的進步主義者。2009—2011年，他曾擔任拜登副總統的經濟顧問和首席經濟學家、白宮中產階級問題特別工作組執行主任，以堅定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而聞名。伯恩斯坦的研究領域包括聯邦和州的經濟與財政政策、收入不平等和社會流動性、就業和收入趨勢等👨👩👧，並出版了多部關於美國收入分配和勞動力市場的專著。在《重返充分就業》這本書中，伯恩斯坦強調了充分就業對於最底層的30%或50%的勞動者至關重要，他們的真實工資水平只有在充分就業狀態才會上漲🤷🏿，在非充分就業狀態，他們的議價能力會大大下降，從而不能分享經濟增長。
此外👨🏻🔧，在眾議院，進步派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國會進步黨核心小組聯合主席賈雅帕爾（P. Jayapal）認為，進步派推動了民主黨在重大社會問題上的國家綱領轉向左翼，幫助拜登提出了一個非常進步的議程，為他贏得了大量年輕人🆓、少數族裔和移民選民的投票，助力民主黨在許多關鍵州取得了勝利。拜登施政綱領中的“全民醫保”、15美元每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控製溫室氣體排放和發展清潔能源等都是典型的進步派政策。
由此可知，無論是經濟顧問、幕僚、內閣還是國會，民主黨進步派的影響力都在增強，其基礎則是中產階級的下沉和選民觀念的左移。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就是進步主義運動🔷。2020年，受“弗洛伊德事件”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刺激，要求改變現狀的選民再一次團結起來，將拜登送上了總統的位置，寄希望於民主黨的進步方案，來提升自己的工資水平，保障勞動權利，推進醫療改革等👩🏽✈️。
拜登新政：一個進步主義方案
在競爭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黨內提名時，進步派代表桑德斯曾一度被認為是拜登的最有力競爭者📵😵💫。雖然最終並未獲得提名，但桑德斯退出選舉後🤟🏽☁️，與拜登組建了聯合工作組🎅🏽，出具了一份110頁的報告🦸🏿♂️，分別從應對氣候變化、改革刑事司法系統🙆🏽、實現包容式增長🙎🏿♂️、投資教育、健全衛生保健和更新移民體系六個方面給出了具體建議。
應對氣候危機，追求環境正義👳🏼♀️。報告建議，美國應立即采取行動👩🦱，扭轉特朗普政府在關鍵的氣候和環境保護方面危險而具有破壞性的倒退，重新加入《巴黎協定》👏🏽，並在入主白宮的第一天就開始與各國協商🚬，尋求更高的綠色發展目標，使美國重新回到領導地位👳🏼；報告明確提出💁♀️，清潔能源行業的所有工作崗位都應該有加入工會的機會，民主黨將恢復並保護工人組織和集體談判的權利，為工人爭取更高的工資、更好的福利和工作條件，還將通過增加以行業為基礎的資格認證項目和註冊學徒的機會🥟，建立多樣化的人才輸送渠道🕴🏼；要求所有合同都達到《戴維斯-培根法案》（Davis-Bacon Act）規定的現行工資標準；支持製造業創造就業機會🙎🏽，要求采購材料時購買美國生產的清潔產品；對符合一定勞動標準的可再生能源項目擴大稅收抵免。
改革刑事司法系統，重申“免於恐懼的自由”🥓。這部分內容主要關註種族歧視問題，也就是社會正義問題。聯合工作組註意到，美國每年有超過1000人被警察殺害，其中四分之一是非洲裔美國人。非洲裔美國人占美國人口總數的12%👵，卻占監獄人口的33%。此外，占美國總人口16%的拉美裔美國人也占據了監獄人口的23%。執法部門的行為明顯增加了邊緣種族群體的恐懼🛀🏽。報告認為🌌，需要重申羅斯福提出的“免於恐懼的自由”🛝。
建設更強大、更公平的經濟📪，實現包容式增長。聯合工作組將經濟、民主和美國的靈魂聯系在一起，主張對外重建公平的競爭環境，對內強調發展的包容性，承諾與美國人民締結一份新的社會和經濟契約🌏。從具體內容看，這是一份為中產階級量身定製的契約：它承認所有美國人都有權享受高質量、負擔得起的醫療保健；認為住房是一項權利而不是一項特權🧱，並承諾在這個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沒有人會無家可歸或挨餓；將提高工資，恢復工人組織、加入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權利🙅♂️；確保婦女享受同工同酬的權力；所有人享有帶薪家庭休假✌🏿；確保種族平等；為所有人提供可靠和負擔得起的銀行和金融服務；指示監管機構考慮醫療保健等企業兼並對勞動力市場、低收入人群和種族平等的潛在影響。報告還提出，將改革稅法，使之更加進步和公平，其指導原則是📺⟹，最富有的美國人應承擔更多的稅收負擔，讓投資者支付與工人相同的稅率[2]，終結代價高昂且毫無成效的稅收漏洞。近半個世紀的貧富分化，是伴隨著稅收的累進屬性的退化而產生的（見圖3）🙋🏽♀️。
全球貿易體系和貿易政策是本部分的重要內容。報告指出，民主黨將奉行把美國工人放在首位的貿易政策，會在貿易協議的核心文本中就勞工、人權和環境方面的強有力和具有約束力的標準進行談判🕵🏼♂️，並非常強調執行。
在全美各地建立世界一流教育體系。該項內容包括對公立教育系統的投資和增加對學生的支持力度，如對於家庭收入低於12.5萬美元的學生，公立學院和大學將對其免除學費；普及幼兒教育𓀘；支持在全美建設高質量的K-12學校；降低高等教育負擔🧑🏽🌾，促進機會均等；減免學生沉重的債務負擔，拜登政府將努力批準為每個借貸者減免高達1萬美元的學生債務👩🏽🌾，以幫助家庭度過新冠疫情危機🪸，對低收入家庭的學生還有額外的支持計劃👏🏽。
建立普遍🚗、負擔得起、高質量的衛生保健體系。民主黨歷來重視醫療保險𓀉、補助體系的建設，奧巴馬執政期間推出了《平價醫療法案》，拜登及其團隊是重要參與者📦。由於該法案的保障📋，一億多患有心臟病、哮喘等疾病的美國人不再受到保險公司的歧視，大大降低了他們的保險負擔。受本次疫情影響👋🏻，拜登政府將顯著增加對公共衛生體系的投資，目標是推動全民醫保；向製藥企業“宣戰”🧑🏻🎤，降低藥品價格⇢；降低衛生保健費用🧀，提高衛生保健質量；擴大獲得心理健康和藥物使用治療的機會；擴大對長期護理服務的支持；消除種族、性別和地理衛生不平等🦓；加強和支持衛生保健隊伍；支持衛生科學研究。
重新開啟合法🌎、公平🔻、正義的移民程序💉。民主黨一貫對移民問題持開放和包容的態度💙，認為這彰顯出美國價值觀和製度的優勢，也是美國軟實力的構成，肯定了移民對於美國科技創新和經濟增長的貢獻⬜️。報告聲稱，將立即終止特朗普政府的歧視性旅行和移民禁令🉑，結束特朗普政府的“零容忍”政策🥡，撫平這些政策產生的傷害，優先起訴人口販運者、走私者和其他從事嚴重犯罪的人🚦，重新開啟合法🫓、公平🩼🦴、正義的移民程序⚡️。
針對以上每一點🦹🏼，報告都給出了明確的改革舉措👨🏻💻，闡述了其對於重建美國價值觀、恢復公平正義的社會秩序和促進包容性增長的含義👩🏽🚒🙎🏽♀️。可以看出，拜登新政是一場更廣泛的社會意義上的改革🧜🏻♀️，是以弱勢群體、勞工階層和中產階級利益為核心的。采用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的敘事☪️，“脫嵌”於社會的經濟改革不僅不能緩解美國的現狀，反而會加劇不平等🍊。所以🔏，拜登團隊尤其強調方案的完整性和不同部門之間的協同。但“拜登新政”能在多大程度上落地，還取決於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博弈。重建美國🏧、重回進步時代的歷程，這一轉變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拜登任期可能成為美國政治頻譜從右向左調整的一個關鍵時期🦵🏻。
中美競合：內循環的效率+外循環的張力
拜登上臺後，中美關系有望邊際改善，更重要的是可預見性提高。貿易、金融和人員往來方面的摩擦有望緩和🕯，短期內美國會考慮取消關稅🤛🏿🫴🏼，重新判斷貿易協議🧔🏿；中長期則主張通過新建規則來製約中國，中美博弈將進入長期的👩🏿🎤、基於規則的和較為可控的狀態。但拜登也會力主形成一個針對性更強的西方統一戰線聯盟🧏🏿♀️，中長期製約中國的技術升級和構想中的新一代全球化進程。因此不排除在未來一段時間，雙方在意識形態、人權和地緣政治領域的摩擦可能會升級。
下一個四年的美國對中國的基調可以概括為🪻：第一，競爭仍是主旋律🌶。在地緣政治🦍、人權、知識產權和技術轉移等方面，美國或將繼續對中國采取強硬措施👑⚅，尤其是在新一代科技與創新的主導權上，要與中國展開激烈的競爭，但會是一種“鬥而不破”的狀態。第二，在氣候變化、核武器擴散和疫情防控上與中國加強合作🧛🏼。第三，合縱連橫，重建西方國家聯盟🙅🏻♂️🪛，憑借其占據全球GDP一半以上的經濟體量👧🏼，重塑環境、勞工🧏🏻♂️、貿易🚣🏽、技術以及國有企業等規則；第四，拜登政府會重新考慮加入特朗普執政期間退出的國際組織🤨，這是美國重回世界領導地位的著力點👽，美國需要通過多邊機構來重塑規則。
拜登與特朗普在外交政策思路上的異同，可以從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J.Sullivan）的主張中體現出來🎅。沙利文認為👨🍳👰🏻，貿易協定是美國與全球經濟聯系的主要渠道💿，其條款會對美國工人和消費者產生影響。特朗普發現了部分問題👓，但卻用錯了解決方案🤷🏼♀️🍔。過去的貿易協定並不完美，它們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後果🥮，匯率操縱、網絡經濟間諜活動、國有企業和非關稅壁壘傷害了美國勞工。但雙邊貿易協定只會帶來“逐底競爭”（a race to the bottom），不會將就業機會帶回美國，且弊大於利。沙利文不認同全球化必然導致美國產業空心化和階層空心化的觀點，而是將其歸因於自裏根總統以來的美國政策。所以，他建議民主黨人要從富蘭克林•羅斯福和林登•約翰遜的執政政策中汲取智慧👩🦲🥵。
對於美國未來的貿易協定🧖🏼♀️，他提出了四條原則👷🏽♀️：第一✋🏻，規則。不僅應該建立公平、對等和保護勞動權利的全球多邊貿易框架，還應建立起國際通行的稅收、資本流動和企業兼並重組規則。第二🤽🏽♀️，分配。權重從企業轉向消費者🌟、工人和中產階級，從特定利益集團轉向全美👰🏿♀️，不能過分地依賴和一味地適應企業訴求👨🏭。第三，執行♔。建立第三方執行仲裁和執行機製（國際勞工組織的重要性或顯著提升）👩🏼🦳，快速響應，迅速裁決🔜，事先明確觸發機製和處罰方案。第四，廣角🚵♂️💘。貿易協定應被視為工人（或中產階級）一籃子計劃的組成部分，應服務於提高工資、福利、技能和增加就業等目標。所以，拜登稱之為“中產階級的外交政策”。
美國的矛盾主要在國內🧚🏽，拜登新政也是一個以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方案👰🏻♂️。所以🤛🏼，中美博弈的長期性不僅不會因為拜登的上臺而改變🛸，反而變得更加確定🚤。中國轉向以內循環為主體、內外循環相互促進的必要性不僅不會下降，反而會有所提升，畢竟美國很有可能會聯合歐盟和亞太周邊國家聯合對中國施壓。中美未來的競合格局🦆，取決於各自內循環的效率和外循環的張力——建“朋友圈”的能力。
時至今日，中國有能力“以我為主”製定發展戰略👩🏻⚕️，而不再取決於美國政治🦜。中美關系最終還是取決於誰把能自己的事情辦得更好。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同樣是來自內部，僅就貧富分化問題來看，中國的形勢並不比美國樂觀。中國的人均GDP僅為美國的約20%，但中國與美國2019年的收入基尼系數都約等於0.46🚴🏻♂️，中國高凈值人群數量已經超過了美國[3]。
歷史一再證明🤏🏿，不平等是有極限的，持續繁榮的理想模式是👩🏿🦰：實際工資水平上漲、政府稅基擴大和稅收增加、企業高投資率形成正反饋——更高的實際工資產生更高的需求和更大規模的市場，從而有利於生產部門獲取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進而獲取高利潤，推動高投資。同時，人力成本的提升又會倒逼企業開發勞動節約型的技術🏊🏼♀️，鼓勵企業創新。政府稅收收入的增加有助於完善基礎設施👩🌾，對企業的創新形成“杠桿”作用，還可以增加對教育🎅🏼、基礎研究和社會保障體系的投入👨🚀，這又有利於人力資本的積累🅰️👨🏻🎨。由此形成一個良性的反饋循環👩🏼，該循環的起點一定不是金融市場，而是正確的產業，而正確的產業一定來源於真實投資🤦🏻。這也是中國內循環的理想模式。
[1] 低收入、有色人種等弱勢群體更易受到沖擊，死亡率更高🌍。
[2] 拜登的稅改方案規定：對於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個人取得的長期資本利將按照普通收入所得稅稅率征稅（最高至39.6%）。對於收入超過40萬美元的個人🙋🏼♀️，增設28%的分項扣除上限，這意味著收入超過閾值且稅率高於28%的納稅人將面臨有限的逐項扣除🧚🏽🆖。
[3] 瑞士信貸《2019全球財富報告》顯示👩🏿🔬，截至2019年年中㊗️，中國有1億人財富名列全球前10%，首次超過美國，後者為9900萬人🐞💟。當然，中國人口基數是美國的4倍❤️。但這也能從側面反映出部分問題。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編輯：張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