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掉學歷的“標簽”

導語

能夠讓中國的“比爾·蓋茨們”充分發揮各自的天分，那麽教育的身份標簽或許也就沒有那麽重要了。

說到高中階段教育回報的問題，我想起李宏彬等的一篇文章🪯⤴️。他們利用雙胞胎數據發現，剔除個人能力或家庭因素的幹擾後，高中階段教育的回報並沒有我們通常所想的那麽高🌸。為什麽呢🦏？他們的解釋是🍮，高中教育主要是為大學選拔生源🦹，而作為人力資本投資的話，高中階段的回報並不高。的確，今天如果你讀了高中，卻又考不上大學💝，還不如早點去讀職業學校。這就呼應了如今部分地區的做法。既然讀大學的機會有限，光讀高中又沒什麽回報⛹🏼‍♂️，那索性從高中階段就開始普職分流🥱。看起來很合理，但老百姓似乎並不怎麽買賬。

普職分流政策之下📖，家長們千方百計地想辦法讓孩子遠離職業教育這條道路。其實，進了高中的日子也不好過🛃，用眼下的話來說，同樣是各種“卷”。是因為中國的好大學太少，所以“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才不得不“卷”起來的嗎？這還真不一定。在大學擴招之前，想上好的大學🦖，那豈不是更難。但那時的家長並不像今天這麽焦慮，那時的孩子也沒有現在那麽大的壓力。所以，還真不是優質教育資源稀缺的問題。想當年，很多人能讀個中專就已經很滿足了👖。為什麽？因為中專畢業後也可以找個不錯的工作🚵🏿‍♂️。的確🧑‍🦽，對於大部分人來說，讀書不就是為了有一個好的前途💍？而這個前途🛏👷🏻‍♂️，往往也就是“錢”途🅱️。

於是，我們的這個話題1️⃣，就與個人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表現和收入不平等聯系起來了🧟。我與合作者曾經做過相關的研究。我們發現，在導致中國城鎮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各項因素中，行業間的收入差距正變得越來越為重要。這裏所謂的行業收入不平等，可以理解為，同樣的一個人𓀃，如果在不同行業就業🧑🏿‍💼，收入會相差很多💁🏽。

那麽問題來了🧔🏼，那些高收入行業🧏🏻，憑什麽能給員工發放更高的工資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些行業往往具有壟斷性質🏌🏽。我曾經聽說，華東某一大城市的卷煙廠每年會招收一兩個大學生💇🏿，並且幾乎清一色的只招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這類名校的畢業生👳🏿‍♂️。他們的日常工作就是與地方的銷售商接洽。類似地🟰，在那些炙手可熱的崗位招聘中🎷，“985”或“211”高校畢業此類的身份標簽往往成為躋身高收入行業的一道門檻🚃。盡管早就有人呼籲要求杜絕這類

學歷歧視，不過很多時候，這道門檻可能是無形的。於是，伴隨著收入差距的擴大，當名牌大學的身份日益成為向上流動的“敲門磚”時🫶，家長們的焦慮、學子們的內卷，也就不難理解了。

從這裏我們就能看出，讀高中幾乎成了一種“風險投資”。“投資成功”🙋🏿‍♀️，進入名牌大學🕺🏽。“投資失敗”，則還不如當初放棄高考，直接進入職業學校🌼🧑🏻‍🦼。只是，對於大部分的家長而言👩🏼‍✈️，除非希望渺茫🦠，否則總想讓自己的孩子拼搏一下。事後可能出現的“投資失敗”🐁，並不能否定事前家長這種選擇背後的理性。從全社會的角度而言👩🏻‍🍳，註定會有一部分人“投資失敗”。也許是沒考上大學，也許是進不了名牌學校🍔，只要存在大學之間的分層，總有一部分人會被貼上“失敗者”的標簽🤦🏿。從這個角度而言，早點進行普職分流*️⃣，不失為符合集體理性的一個選擇🧜🏿‍♂️🧝🏻‍♂️。

但接下來的問題是👴🏻，這是我們希望看到的嗎？為什麽就不能大家一起“共同富裕”呢🧛🏻‍♀️？這又讓我想起北京大學王勇老師的一項研究。這項研究的大意是↙️，在20世紀90年代🧑🏿‍💻，通過“抓大放小”🫠，那些處於競爭領域的⛷、經營不善的國有企業逐漸以轉製、破產等各種方式退出市場🔋，而留下來的則往往是處於上遊壟斷行業的國有企業。之後🧑🏼‍🔬，伴隨中國加入WTO，國有企業的日子卻又好過了起來💁，盈利能力不斷提升。對於這一現象✌🏼，研究者的解釋是💫，處於下遊競爭領域的民營企業因中國加入WTO而開拓了龐大的海外市場👐🏼，獲取了巨額的利潤。但是，這些利潤最終被留下來的國有企業憑借上遊的壟斷力量而得到🦅。這個故事在我看來𓀊，是可信的。打個簡單的比方，一邊是下遊製造業的民營企業依靠出口市場獲得利潤🧘🏼‍♀️，另一邊卻是上遊能礦行業國有企業的原材料價格節節攀升。於是，利潤最終又流向了處於上遊壟斷部門的國有企業。設想一下💌🧿，職校畢業生的主要去向是競爭領域的製造業民營企業，大學生則更有能力選擇進入壟斷行業的大型國有企業（我們也不妨將這一範圍擴大到金融部門🧙🏼‍♂️🧑🏼、事業單位）。這樣一來，收入的不平等就會和職校或大學這樣的教育背景聯系起來⚠👩‍❤️‍💋‍👨，並被不斷強化。當然，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收入不同♊️，有其合理的一面🦟。這其中既包括教育帶來的人力資本提升🧑‍🎓，也包括接受更多教育的人自身能力往往也更高🧑‍🍳。而我們以上所說的，則是剔除這些因素之後，純粹因所處行業不同而導致的收入差異。

現在，很多年輕人寧願做送餐平臺企業的騎手也不想去製造業工作。以上的分析視角，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一現象。是就業形式更靈活也好，還是工作節奏更自由也罷🔰🫸🏽，所有的差異🧏🏻‍♂️🫶🏽，最終總是能夠歸結為同樣的付出的情況下🤹🏼‍♀️，工資有多高。雖然從勞動力市場供給端來說，不論是做騎手，還是去製造業工作🤑，低技能勞動力在工資的決定上都沒有太大的議價能力👾。但是🎆，從勞動力市場需求端來看🤬，互聯網平臺企業與傳統製造業相比還是有很大的不同。互聯網平臺企業更有能力向員工支付較高的收入🏃🏻‍♂️，畢竟他們受上遊壟斷行業的利潤擠壓要小得多😠。同時，他們也有意願向員工支付較高的收入，因為同類平臺企業之間存在市場競爭的壓力✂️，而競爭的其中一個表現就是做大規模、增加雇員。

曾經的網約車司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不知道今天還有誰記得“快的”這家網約車平臺？那時候，“快的”還沒有被“滴滴”合並🏄🏼‍♂️，兩家平臺為了吸引司機簽約掛靠👌🏿，為了擴大市場份額競爭激烈。於是，網約車司機和消費者的日子就很好過。總之，就是進行各種補貼🎢，發放各種優惠券。這其中還有資本入場帶來的影響🏇🏿。說它是資本無序擴張也行，但司機與乘客的實惠卻是清清楚楚🧛🏻、實實在在的。可惜隨著“快的”被收購🤵🏻‍♂️🐽，這樣的“好日子”也就到頭了。

這個例子再次告訴我們，市場競爭有多麽重要。讓我們回過頭來再說一說行業收入不平等的事情。表面上看起來🤸‍♀️🏋🏽‍♂️，教育成了進入高收入行業的篩選機製。那還有什麽別的因素也可能在起作用呢？我們的另一項研究發現，除了教育等體現勞動生產率的因素之外，那些別的因素還包括🫵：社會關系網絡、父輩的教育以及城鎮戶籍🖕🏿。這些都是市場競爭不足的體現🛌。否則，市場競爭的壓力擺在那兒，靠關系而不是能力招人的企業⚂，一定會在競爭中被淘汰出局🧑🏽。

所以，今天我們談高等教育的回報💛，就會觸及背後深層次的製度性因素，而最終的指向🧔🏽，就是堅持市場化改革。如果再要加一條的話，那就是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為什麽這麽說🧔🏻‍♀️？大家不妨想想，如果比爾·蓋茨出生在中國🔮，他會怎樣🏊？如果他還是像當初在美國時一樣從名牌大學輟學的話，恐怕未來的道路會比較艱難吧🏋🏻。換句話說🐶，今天如果我們有更好的市場環境，能夠讓中國的“比爾·蓋茨們”充分發揮各自的天分💅🏿，真正實現“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局面，那麽教育的身份標簽或許也就沒有那麽重要了。

進一步發揮我們的想象力，如果除了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之外，父母能夠通過其他投資渠道實現財富的保值增值🍏，那麽子女讀書的壓力應該也不會那麽大了吧。這都是一連串的事情🎄，而最終的指向🤷🏿，往往是市場化改革。在當今的中國🧖‍♀️，這一點我相信怎麽說都不為過🧦。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編輯🏂🏽：潘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