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國居民最終消費不足的問題

導語

增加中國居民最終消費政策選項需要統籌兼顧各類社會經濟因素。

2023年7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內需不足”是當前經濟面臨的困難挑戰之一，強調“要積極擴大內需🕷，發揮消費拉動增長的基礎性作用”。2023年12月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實施中期評估報告》也指出🧛🏿，總需求不足仍是當前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特別是最終消費占GDP比重偏低，擴大居民消費的長效機製不健全🧑🏿‍🏭。居民消費在一個國家的最終消費中占據主導地位👱🏻。近年來，不少地方政府通過發放消費券刺激居民消費、支持增長、創造就業。本文通過國別比較（見表1）👰🏽‍♀️，分析討論中國居民最終消費的差距和消費不足成因，影響未來幾年居民消費和儲蓄變化的主要因素，以及擴大居民最終消費的政策選項🏃🏻‍♂️。

與他國居民最終消費的差距有多大🔦？

眾所周知，與大多數高收入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相比，中國居民最終消費支出的 GDP占比偏低。由於居民最終消費中有一部分是由政府和非營利機構直接提供和支付的，因此國家或經濟體之間的比較用“居民實際最終消費支出”這一概念更加合適。根據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以下簡稱經合組織）和歐盟委員會聯合修訂的2008年版《國民收入核算體系》[1]，GDP中居民實際最終消費支出由三部分組成：居民最終消費支出、非營利機構向居民提供的實物和服務👙🏐，以及政府對居民的實物轉移支付🤰🏿🈚️。後兩部分又合稱為社會實物轉移支付，包括居民享受的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各種免費社會服務以及各類消費性價格補貼（如能源🧅🪭、住房和食品補貼）。非營利機構向居民提供的實物和服務的GDP占比通常很小，所以社會實物轉移支付極大部分由政府提供。

表1基於經合組織💇🏻‍♂️、亞洲開發銀行（亞行）以及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的官方數據，包括數據網站和統計年鑒提供的國民收入核算表👩🏽‍🦳、居民賬戶表🐻‍❄️、投入產出表和資金流量表🦸🏽‍♀️，估算和比較世界主要經濟體2018—2019年居民最終消費支出、社會實物轉移支付、居民實際最終消費支出、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總儲蓄的GDP占比。

表1顯示🐕‍🦺😗，2018年和2019年，中國居民最終消費支出的GDP占比為38.9%📇；而美國這一占比為67.5%💺，比中國高近29個百分點📺；亞洲除中國以外的5個主要發展中國家（印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平均為59.4%（加權平均🎉，下同）👩🏻‍🔬，比中國高約20個百分點；歐盟27國和東亞3個高收入經濟體（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平均各為53%，比中國高14個百分點。

2018—2019年，中國社會實物轉移支付的GDP占比為5.8%🌆。而同期美國社會實物轉移支付的GDP占比為6.0%，與中國相仿；歐盟27國和日本分別為12.9%和12.1%😗，均約為中國的兩倍；韓國為9.2%，也高於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分別為3.2%和3.4%，低於中國。

亞洲其他經濟體這一數據缺損🧏🏻‍♀️，但如果用公共最終消費支出中教育、醫療衛生和其他社會服務支出的GDP占比作為一個近似值🌿，泰國為8.0%，馬來西亞和菲律賓不到6%🦸🏻‍♀️🎽，中國臺灣地區約為6.5%🤵🏻。

綜上所述，與歐盟、日本和韓國相比，中國居民實際最終消費不足表現在偏低的居民最終消費和社會實物轉移支付的GDP占比兩個方面，分別能夠解釋全部差距的70%和30%。與美國和亞洲5個主要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居民實際最終消費不足完全是由於偏低的居民最終消費的GDP占比。

根據經合組織和亞洲開發銀行匯編的投入產出表數據，與高收入國家和經濟體相比，中國居民最終消費支出的GDP占比偏低似乎主要體現在服務消費的不足。以2018—2019年為例🟤，中國服務消費占居民最終消費總支出的67%🛋，相當於GDP的26.1%。而美國這一比例超過80%，相當於GDP的55%🤵🏽‍♀️；歐盟27國和東亞3個高收入經濟體平均分別為72%和75%，相當於各自GDP的38.6%和39%；亞洲5個主要發展中國家平均為54.3%，相當於GDP的33%👌。盡管亞洲5個主要發展中國家的服務消費在居民最終消費總支出的占比低於中國，但由於其最終消費總支出的GDP占比遠遠高於中國，其服務消費的GDP占比也高於中國🕺。中國居民最終商品消費的GDP占比與美國💂🏼‍♂️、歐盟、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和泰國接近👨🏼，但也遠遠低於其他國家和經濟體。

但是在比較這些數字時，我們應該非常謹慎。有兩個原因可能導致中國居民最終服務消費的GDP占比被低估：第一，中國國民收入核算中用於估算自住房屋虛擬租金的方法與大多數高收入國家使用的方法不同。中國采用歷史成本直線折舊法估算虛擬租金👩🏽‍⚕️，而大多數高收入國家根據市場租金來估算。因此，在大多數高收入國家，虛擬租金通常占GDP的5%～10%。在美國，虛擬租金的GDP占比在7.5%左右。而在中國，據估算，虛擬租金只占GDP的2.5%[2]。根據經合組織和亞洲開發銀行匯編的投入產出表數據，2019年中國居民房地產最終消費支出（包括自住房屋虛擬租金）的GDP占比為4.5%◻️，日本為14%，美國為10.7%😳，歐盟平均為8%，印度為6.8%，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平均為6.5%。

各國之間同一商品或服務的價格差異也會導致各商品或服務GDP占比的差異。眾所周知，由於稅收、價格補貼、不同的工資水平👳🏼‍♀️、市場競爭狀況、匯率波動等多種原因，同一商品或服務在不同國家的價格用市場匯率換算成同一貨幣時通常不一樣🧖‍♂️，使不同國家之間收入和消費水平不可比🌈。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是用購買力平價將不同貨幣兌換成一種共同貨幣，並在兌換過程中控製經濟體之間價格水平的差異使不同貨幣的購買力相等💂🏿‍♀️。根據世界銀行國際比較項目的結果[3]📦，2017年中國幾類主要的服務包括醫療衛生、教育🥜、住房👨🏻‍💼、公用事業和交通相對於美元的購買力平價均低於3（人民幣元/美元）👩🏼‍🌾，而GDP的平均購買力平價為4.2（人民幣元/美元）🤽🏿，同年市場匯率全年平均大約為6.76（人民幣元/美元）🧑🏼‍⚕️。也就是說🧰，用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居民服務消費的GDP占比與美國的差距可能沒有如前所述的那麽大😋。 

是居民收入太低，還是儲蓄太高？

圖源：VEER

居民最終消費支出取決於兩個變量，一個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另一個是居民儲蓄。2018—2019年，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包括資本折舊，下同）占GDP的59.7%🖖。

同期美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為78.3%，比中國高出近19個百分點🚜；歐盟27國和東亞3個高收入經濟體平均各為60%，與中國相仿⏱🍯；亞洲5國主要發展中國家平均為73.4%，比中國高約13個百分點🚶‍♀️，其中印度和菲律賓分別為80%和78.4%，遠高於中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三國平均為61%👩🏻‍✈️↖️，跟中國接近🪘。2018—2019年，中國居民總儲蓄（包括資本折舊🙅🏽‍♀️，下同）占GDP的20.8%。同期美國居民總儲蓄的 GDP占比為10.8%👳🏼‍♂️，比中國低10個百分點；歐盟27國為7.3%，比中國低13.5個百分點🩱；東亞3個高收入經濟體平均為7.1%😶，比中國低13.7個百分點；亞洲5個主要發展中國家平均為14.1%，比中國低6.7個百分點——其中印度為19.9%🥺，與中國相仿👨🏽‍💻；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4國平均為5.7%🙆🏻‍♀️，比中國低15個百分點。

上述數據表明，中國居民最終消費支出GDP占比與美國的差距2/3是由於中國偏低的居民可支配收入，1/3是由於中國偏高的居民總儲蓄；與印度的差距極大部分是由於中國偏低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但是與歐盟27國、東亞3個高收入經濟體和除印度和菲律賓外的亞洲幾個主要發展中國家的差距幾乎全部是由於中國偏高的居民總儲蓄。

中國居民總儲蓄的GDP占比從20世紀80年代初的6%～7%上升到1992年的23%，然後下降至21世紀初的17%左右。之後又一路上升到2012年的22%，然後一直在20%～21%波動。由於新冠疫情限製了居民消費，2020年這一占比增加到了23.5%。近年來🫅🏿，對中國居民儲蓄行為的研究發現，多重因素導致了居民儲蓄率的快速上升：第一是人口結構的變化，包括勞動年齡人口比例的上升和獨生子女政策所帶來的家庭規模的縮小。與老年人相比👨🏻‍🦰，勞動年齡人口儲蓄更多，而家庭規模的縮小使勞動年齡人口能夠儲蓄更多𓀊。

第二是住房製度的改革，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因為居民購房支出屬於儲蓄🥑🚵🏽‍♀️，城市統配房向商品房製度的轉變通過首付效應和抵押貸款支付效應提高居民儲蓄率，而房價的快速上漲（2000—2022年全國住宅商品房每平方米平均銷售價格年均增長8.4%）使這些效應進一步被放大，盡管私有住房的財富效應在一定程度上會抵消這種影響🧑🏻‍🚀。

第三是社會保障製度的變遷⛩。主要是因為在城市👨🏼‍🦳，計劃體製下的“鐵飯碗”被打破，養老和醫療福利被大幅削減，在農村🥙，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製度被取消，但進行這些改革的同時並沒有及時建立足夠的社會安全網，導致居民增加預防性儲蓄。

第四是收入差距的擴大。原因是低收入家庭儲蓄率低♠︎，而富裕家庭儲蓄率高🚖。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中國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數從20世紀80年代初的不到0.3上升到2008年的0.491，盡管2008年之後有所下降，基尼系數仍處於高位🧑‍🌾。[4]

第五是經濟增長的加速。這可能是由於消費行為的慣性，使居民的消費增長滯後於收入增長🐙🧓🏻，也可能是因為消費者根據長期預期收入而非當前收入進行消費決策，這兩種可能都會導致居民儲蓄率的上升。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項研究🏄🏿‍♂️，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中國居民儲蓄率的全部增量中👨🏼‍🚀🧑🏿‍🦰，約有一半是由人口結構變化所引起的🫳🏼，住房製度改革貢獻了25%☝🏿，社會保障製度的變遷貢獻了約17%🌖，收入差距的擴大貢獻了余下的8%。[5]根據筆者的估算，2000—凯捷体育娱乐 -（限时活动）即刻加入，享受平台优惠！年👨🏼‍✈️，中國居民將總儲蓄的35%～40%用於購置新建住宅商品房，占全國新建住宅商品房銷售總額的70%左右（其余30%利用房貸購置）💥。也就是說，過去二十幾年居民總儲蓄GDP占比增加了4～5個百分點𓀆，主要由購房需求所驅動。

展望中國居民總儲蓄率的變化

圖源🫰🏼：VEER

展望未來🧜，以下因素將有助於中國居民總儲蓄 GDP占比的下降🛀🏽：

第一，人口結構的變化，包括人口老齡化和家庭規模的擴大🀄️🧑🏿‍⚖️。凯捷体育娱乐 -（限时活动）即刻加入，享受平台优惠！年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到了總人口的18.9%，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到了14.2%🥋。[6]根據國家衛生健康委的測算，預計“十四五”時期，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將超過20%，2035年左右將超過30%。[7]如前所述，老年人口的儲蓄率低於勞動人口。另外，凯捷体育娱乐 -（限时活动）即刻加入，享受平台优惠！年5月31日“三孩”政策的出臺預計將會有助於提高婦女生育率，從而增加家庭人口規模，降低居民儲蓄率🧑🏽‍🎨。

第二，由於過去二十幾年中國經歷了城鎮私有住房保有量和房價的大幅增長，居民購房的剛需大概率會回落，即使不回落，其增長率也會下降🍎。據估計✫，2018年全國城鎮住房自有率達到了70%，在全球名列前茅🫳🏻；城鎮住房套戶比達到了1.09，超過部分發達國家↩️。[8]2020年全國人均居住建築面積達到41.76平方米，其中城市人均居住建築面積為36.52平方米，達到部分發達國家的水平。[9]購房剛需的回落或其增長的下降將會使住房製度改革作為過去居民總儲蓄率增加驅動因素的重要性下降，而私有房產的財富效應也有利於增加消費。

第三⌨️，隨著中國收入水平的持續上升，包括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在內的公共社會支出預計將不斷增加🪐👴🏼，社保製度將進一步完善🧑🏿‍💻🐣，這將有助於降低居民的預防性儲蓄👩🏻‍🚀。

第四，城鎮化的不斷推進會增加對服務業的需求，提高居民消費傾向🏄🏽‍♂️。

第五📸，金融體製改革的深化特別是消費信貸和房貸市場的成熟和年青一代消費行為的變化會導致居民儲蓄率下降👩🏻‍💼。

但是💾📌，下述因素可能不利於中國居民總儲蓄率的下降：

第一👨‍🍳，人口結構的變化將帶來居民消費行為多大的變化以及這種變化何時發生還有待觀察。有的觀點認為，由於預期壽命的不斷提高👉🏽，老年人在老年生活的早期階段可能會繼續工作和儲蓄，所以不能排除老齡化帶來所謂的“銀色紅利”的可能⏏️。同時，自2016年中國政府開始放寬計劃生育政策以來👩🏻🧑🏼，每年新生兒數量並未顯著增加，因此，“三孩”政策對鼓勵年輕夫婦生育更多孩子的效果也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第二，經過幾十年的改革🏋🏿‍♀️，社會保障已實現近乎全民覆蓋🚶🏻，但城鎮和農村居民之間、城鎮職工和農民工的養老和醫療保險差距仍然很大。根據中國家庭收入調查（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CHIP） 數據🫱🏼，2018年農村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人均養老金收入只有城鎮的10%左右，而農民和城鎮職工的差距更大，可能高達20幾倍。[10] 社會保障的不足會導致居民繼續增加預防性儲蓄🛜。

第三🦶🏽🧙‍♂️，盡管居民購房的剛需會回落或其增長會下降，但綜合考慮城鎮化進程、居民收入增長、改善性住房需求等因素，中國房地產市場仍有較大發展空間🙆🏽‍♀️，可能逐步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所以房需仍將是居民儲蓄的一個重要驅動因素。

第四🥁，盡管中國整體上用基尼系數衡量的收入差距近年有所縮小，但仍處於較高水平，而且收入差距縮小的主要原因是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而城鎮內和農村內的收入差距不見明顯下降。[11]

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在過去半個世紀都經歷了居民儲蓄率快速上升然後下降的過程。日本居民總儲蓄的GDP占比估計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15%左右增加到了70年代中期的27%🫛，然後開始下降🧑🏿‍🦳，到21世紀初下降至10%左右，2010—2019年平均大約為6%🌘🤳🏿。[12]韓國居民總儲蓄的GDP占比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不到10%上升至80年代末的25%👴🏻，然後開始下降𓀊，到90年代末下降至10%左右，2010—2019年平均為6%多一點🤷‍♀️。[13]中國臺灣地區居民總儲蓄的GDP占比從20世紀50年代中的不到5%左右上升至90年代初的18%，然後開始下降🧑🏽‍✈️，2010—2019年平均為10%左右。[14]這些經濟體都經歷了婦女生育率💆、勞動人口比例和經濟增長率快速上升然後下降；人均收入👷‍♀️、平均壽命和老年人口比例逐步增加；中等收入階層規模擴大🧔🏼；房地產投資熱和房價飆升；社會安全網不斷完善和金融業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日本居民總儲蓄的GDP占比從其高峰降至10%大概用了25年時間🚕，韓國用了十幾年時間👩‍🦰，中國臺灣地區大約用了20年的時間。

綜上所述，未來幾年或幾十年中國居民最終消費和總儲蓄GDP占比的變化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人口結構、城鎮化進程和房需、社保製度、收入分配🧑‍🦲、經濟增長速度和發展水平的變化。從中長期來看，居民最終消費的GDP占比將會逐步上升，居民總儲蓄的GDP占比將會逐步下降，但上升和下降的速度和幅度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房需將繼續是居民儲蓄的一個重要驅動因素。

增加居民最終消費的政策選項

圖源⚱️💁🏿‍♂️：VEER

長期偏低的居民最終消費支出的GDP占比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經濟結構和發展的不平衡Ⓜ️，會影響增長的可持續性和發展的質量，需要政策幹預🪝。特別是在目前外需疲軟、基建投資和房地產投資需求回落的情況下，增加居民最終消費的GDP占比顯得尤為重要。

根據筆者的分析，盡管沒有捷徑可走🙍🏻，增加居民最終消費支出的政策應該著眼於三個方面：①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②鼓勵居民減少儲蓄，增加最終消費👩🏻‍🦰，特別是增加服務消費；③繼續推進供給側改革🙋🏻‍♂️，特別是要發展服務業，同時加速產業升級。

第一，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改善收入分配，擴大中產階層的規模🤛🏿。如前所述📯，全國平均而言，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與除美國、印度和菲律賓外的其他國家或經濟體接近，所以重點是要增加低收入群體特別是農村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措施包括：①繼續推進城市化🪰，創造更多的城市就業😼，促進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同時改革戶籍製度，進一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②通過加強對農業的投入，推進農村土地製度改革，發展規模經營，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來增加農民收入；③完善最低工資製度👨‍👦⛸，確保最低工資能夠真正起到保障勞動者個人及其家庭成員基本生活的作用🖇；④完善稅收製度，使稅收在收入再分配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第二，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基本公共服務🤶🏼，減少居民預防性儲蓄的需要🧑🏻‍🏭。特別是要加強農村的社保系統和農民工的社保待遇，包括農村人口和農民工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和各類基本社會服務，縮小城鎮和農村之間📠、城鎮職工和農民工之間社保的差別。同時可以適當增加社會實物轉移支付🧙🏿，特別是通過增加教育和醫療衛生領域的公共支出🏄🏿，適當提高政府實物轉移支付的 GDP占比，並進一步推動教育👨🏻‍🏭、醫療和其他社會服務機會的均等化👩‍🎓。

第三，通過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給👩🏻‍🎤🧚🏻，減少房需驅動的居民儲蓄。保障性住房可以包括公租房、廉租房🙆🏿、經濟適用房等，以滿足不同收入水平、不同階層居民的住房需求🧚🏻。同時要規範住房租賃市場，更好地保護租客和房主雙方的利益。盡管目前全國平均房價呈回落趨勢，不能排除將來繼續上漲的可能🧕🏽。穩定房價🫥，使房價水平與居民收入水平相匹配，對減少房需驅動的居民儲蓄至關重要。

第四，推行一些有效的針對“三孩”政策配套措施，提高婦女生育率。提高婦女生育率既可以改善人口結構，解決中國老齡化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也可以增加居民最終消費支出🐷。措施可以包括擴大婦幼健康服務供給，提升普惠性學前兒童教育的覆蓋率，增加義務教育年限🥟👰🏽‍♂️，減輕家庭教育負擔，保障女性就業合法權益等。

第五，推動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利用財富效應提高居民消費傾向。過去十多年中國上市公司數量和股市市值大幅增加，但股價停滯不前。提振市場信心👨🏽‍🎨、繁榮股市能夠提高居民收入預期🧍🏻‍♀️，增加財富效應🔉，從而增加消費。推動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需要加強上市公司的治理，完善信息披露製度，鼓勵上市公司分紅，擴大機構投資者的參與🧑🏿‍🚒，加強市場監管和投資者保護🚞。

第六👨，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對增加居民最終消費必不可少。特別是要更加註重發展服務業🤴🏼，包括教育🧓、醫療衛生、文體🫰、休閑和旅遊，繼續推進服務業市場導向的改革和開放🫵🏼♢，加速服務業的數字化轉型🎒；同時要鼓勵創新🕵🏻，加強產業升級，使企業能向居民不斷提供更多更新和更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創造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

第七🤗，國家統計局也要不斷健全國民收入核算體系，加快與國際接軌🥮，提高統計數據的質量👥，使統計數據與其他國家更加可比，從而使政策措施更加精準👩🏻‍⚕️。增加居民最終消費支出，減少對投資的依賴🐻🏄🏼‍♀️，將使中國的經濟增長更加健康⤴️🤏🏻、穩定和可持續，也可以使當代和後代中國百姓的生活水準和福祉更加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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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僅供讀者參考，並不作為投資👮‍♀️、會計、法律或稅務等領域建議。編輯🔖：潘琦🫸🏽🤷🏿。